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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夜晚，相信很多网友和我一样，拼命刷屏人民网。我估计这是人民网第一次迎接来这么多真正的人民。刷屏的目的只为了三个字，王立军。
宫廷大戏一出，我这样的民间闹剧就相形见绌。在这次闹剧中，由于我猪一样的发挥，深感愧对观众。没有想到王立军出现了，而主人公又去了美国大使馆，这就是美剧了。再次回头看看自己扮演的国产连续剧，真的太小儿科了。
这又让我突然想到了常年在各个县城参加拉力赛发车时的情景。因为我是种子车手，所以都是县里的领导给我发车，但到了第二年，主持人喊着一样的头衔，出现的却是不一样的脸。发车过程结束以后，伴随着主持人的一句“请领导下台”，我注视领导的背影，感慨万千。当然这其中有升迁的有栽的，而重庆具体发生了什么，在这种政治八卦里，我们终究是看不清楚的。大路消息深藏不露，人民网不仁，我就只能顺着小道一路攀爬，拼凑出了个大概。在这个过程里，我代入了王立军同志的内心，得出了一个字，累。
2011年早在几天前就过去了。上学的时候，我特别讨厌写年度总结，因为那时候的一年一年，除了没有什么可以总结的以外，总是觉得没有必要对一个向你强行下达任务的人掏心掏肺。我要记得的总是会记得。后来发现记忆真的不是特别靠谱的事情，所以现在我愿意用文字记录下来。而我很小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备忘录的意思就是把事情都记在一本本子上，然后准备忘记。不过……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在去年，我的赛车成绩还不错，全国锦标赛一共十一场比赛，除了两次赛车故障以外，九次登上了领奖台，并且为上海大众333车队以及涡轮增压赛车获得了第一个全场冠军。今年我也为斯巴鲁中国拉力车队获得了第一个年度车手总冠军。上一次获得全国汽车拉力赛的车手年度总冠军是2009年。加上2007年的全国汽车场地赛车手年度冠军，2008年全国汽车拉力锦标赛1600CC组车手年度第一名，我已经收获了四个年度第一。在此感谢我的车队朋友和技师们。1993年，我第一次在电视里看见港京汽车拉力赛，我当时就立志长大以后要进入国家队开赛车。后来，我长大了，也开赛车了，但国家队没了。1993年，我坐在电视机前的椅子上幻想，18年后，我可以不负11岁的自己，还是挺为自己觉得高兴的。其实我并没有要很励志的告诉大家坚持理想，在1993年到2003年期间，我其实完全忘了当年电视机前的我怎么想来着。一直到后来有了条件才下意识开始尝试练车。可能有的时候死死的坚持可能还在一个合适的时候重拾，无论对理想或者对感情都是这样。当然，这完全因人因事而各异，并不那么通用，纯属个人偶遇。我可不是机场电视传道士。
在2011年，我的好朋友刘曹东去世了。他去世前是在我拉力赛场上最好的对手，他也是中国最好的拉力车手，在2009年我赢了他，2010年输给了他。一转眼，徐浪也离开我三年多了，他更是当时拉力赛场上的王者。我是责怪他们的。因为他们让比赛的胜利少了很多含金量。他们一走，就算如今我又赢，也充满遗憾，好似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和我做其他事一样，也是时无英雄，让竖子成名。既是猴子，又是竖子，我明年是双子座。我特别希望能和东东徐浪一起比一场。当然这话说出来没有什么意义，他们不能复活，我也不愿死去，纯粹表达怀念。
上上篇文章里说，每个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上篇文章里说，民主，法制，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一些还在阐述键盘民主以及进行书房革命的朋友，我这就顾不上了，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了。
首先，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我一直没有将这个写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为这两个词会让你们下意识的觉得害怕和提防。虽然这些自由一直被写在宪法里。事实上，它一直没有被很好的执行。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新闻一直被管制的很严。还有我的拍电影的朋友们，你不能理解他们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样进行文艺工作，触雷就炸死，不触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这些自由是时代的所趋，也是你们曾经的承诺。我知道你们一定对苏共进行过研究，你们认为苏共的失败，很大的程度源于戈尔巴乔夫开放了报禁，并将最高权力依照宪法约定，从党返还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所以这让你们对言论自由和宪政特别的谨慎。但是时代已经不同，现代的资讯传播终于让屏蔽形同虚设。而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同时，中国也没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媒体——很多东西并不是钱可以买来的。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作为交换的条件，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我也希望文化界可以和官方达成共识，各退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
问：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天鹅绒革命就是完美的典范。
回答：我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发生在中国。不谈当时的国际局势，也不说整个捷克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你不能把一场完美的革命常挂在嘴边来反驳也许未来不完美的改革。我理解中国很多文人和学者对天鹅绒革命的感情，他们甚至能够在脑海中将自己代入哈维尔的角色暗自感动。但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而且国民素质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从字面上解释应该什么样子的来逃避中国的现实。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由你来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还都不能被贿选。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选。所以我的观点很简单，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问：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政府有没有给你维稳的回扣啊？
回答：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出了这个结论，我觉得我已经写的很通俗了。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回来，回首起来，可能还来的有点平淡。
最近翻看了很多问题，革命和改革两个词被频频的问起。平时媒体也很喜欢问，但是也只是一问一听，无法见诸报端。写下来无论什么观点，八成也是不保的命。但作为这次冬至回读者问的第一篇，我就先用整个篇幅来回答我关于革命两个字的看法。我综合了读者和一些内外媒的提问，在这里一并作答。
问：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么。
回答：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 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 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 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说一定是的。
问：你为什么不去领导一场起义呢？ Read more
写博客写了六七年，偷懒成我这样，加起来居然也已经有了数百篇文章几十万字。后来各种社交网站带走了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这两年也被各个门户网站的微博带走了。我左边的链接里全是一两年没有再更新过的朋友，不止是人走茶凉了，茶都干了，只剩下杯具还放在那里，估计大部分连自己的登录名和密码都忘记了。我但我更喜欢这样，就像你一直在这里，忽然之间拥来一批人，和你干着一样的事，忽然他们又都走了，这里并不冷清，但周围不再纷杂。 Read more
自从《脱节的国度》不见了以后，一直都未写东西。因为我着实是一个写的不勤奋的人，每次写完，隔日不见，真的扫兴，而且国家部门繁多，就算宣传部门和新闻出版部门觉得没问题，所有配备了帕萨特以上公务车的部门也都可以一个电话把你文章删了。所以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如何下笔。
从事了这个工作大概十三年，我发现文化工作者在地位上真是一个特别下三滥特别窝囊废的工种。这个工种所出产的作品由于受到诸多的限制，所以肯定没有那么奇特的经历更加精彩。我来说一些小故事。
在中国的出版行业，其实是没有官方的审查的。大家都应该觉得很奇怪，因为这违背了常识。但是可以告诉大家，出版行业的确没有审查。这是因为中国每年要出几 十万本书，实在审查不过来。这不像电影，一年就几百部，所以来回来去看都不嫌多，于是电影是有官方审查的，通过审查才能上映，而且审查的特别仔细，这点我 一定相信负责电影审查的同志肯定比汤唯的男朋友还要了解汤唯。图书的出版量实在太庞大，而且我相信管那些读书人的同志大部分都不爱读书，所以图书审查其实 一直由出版社独立完成。
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丧心病狂，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克制忍让。
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颠倒黑白，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公正坦率。
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包庇凶手，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愧对炮友。
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掩盖真相，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透明开放。
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生活腐化，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艰苦朴素。
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骄横傲慢，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姿态低下。
你觉得自己很委屈，他们也觉得自己很委屈，他们认为，在清政府的统治下，老百姓连电视机都看不上，现在电视机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这是多大的进步。
他们觉得，我们建了这个，我们建了那个，你别管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也别管这是给谁献礼，至少你用到了吧。你以前从上海到北京火车要一天一夜，现在只要不被雷劈，五个小时就到了，你为何不感激，为何充满了质疑？
偶然发生一个安全事故，中央最高领导都已经表示了关心，我还派人来回答你们记者的问题，原来赔17万，现在赔50万，甚至撤职了一个兄弟，事情都做到这份上了，你们为什么还抓着一些细节不放呢，你们的思想怎么反而就这样不开放呢？你们的大局观都去哪里了呢？为什么要我谢罪呢，我又没犯罪，这是发展的代价。迅速处理尸体是我们的惯例，早签字多发奖金，晚签字少拿赔偿，这是我们的兄弟部门在强拆工作中被证明了行之有效的手段。掩埋车厢的确是当时一个糊涂做出的一个决定，况且是上头叫我们这么做的。因为上头觉得任何可能引发的麻烦都是可以就地掩埋的。错就错在大白天就开始施工，洞挖太大，而且没有和宣传部门沟通好，现场的摄影记者也没有全控制住，准备工作比较仓促。这次事故最大的教训就是以后在就地掩埋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物体的体积和工作的保密。还是低估了。
他们认为，总体来说，这次的救援是成功的，及时的。调度合理，统筹规范，善后满意。唯一的遗憾是在舆论上有点失控，他们觉得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舆论不归我们管。
他们认为，从大的来说，我们举办了奥运会，我们取消了农业税，这些你们不赞美，老是抓住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这是什么居心。我们本可以在政治上比朝鲜更紧，在经济上比苏丹更穷，在治国上比红色高棉更狠，因为我们拥有比他们更多的军队，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做，你们不感恩，却要我们谢罪，我们觉得很委屈。这个社会里，有产者，无产者，有权者，无权者，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委屈。一个所有人都觉得委屈的国家，各个阶层都已经互相脱节了，这个庞大的国家各种组成的部分依靠惯性各顾各的滑行着，如果再无改革，脱节事小，脱轨难救。
国家为什么不进步，是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在用毛泽东斯大林时代的他们来衡量自己，所以他们永远觉得自己太委屈了，太开明了，太公正了，太仁慈了，太低姿态了，太不容易了。他们将科技裹着时代向前走的步伐当成了自己主动开放的幻象，于是你越批评他，他越渴望极权，你越搞毛他，他越怀念毛。
有一个国家机器朋友对我说，你们就是不知足，你这样的文人，要是搁在四十年前，你就被枪毙了，你说这个时代，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我说，你们就是不知足，你这样的观点，要是搁在九十年前，早就被人笑死了，你说这个时代，他到底是进步了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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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复杂的国度，人们并不是那么渴望文人范畴里的自由，如果你上街问问，大家都觉得自己过的挺自由。人们已经习惯了在台上台下的两种话语，你只要不冲进他家里监控他说话，人们都无所谓台面上的一切虚妄，这也是为什么企图冲进家门管控你的绿坝引起恐慌，而逍遥在外网络长城GFW却被大家默然接受。在这里，腐败已经激不起民愤，选举已经提不起精神。这个国家的近代史分别是晚清，民国临时，北洋，民国和毛朝，其中毛朝有近三十年。从1976年，中国告别近代史，算是进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但直到今天，政党还在为毛朝留下的诸多问题擦屁股收拾烂摊子。很多人还在纠结于历史，我觉得这已经没有意义，到了今天，一切其实都已经具备了它的合法性，特权阶级和利益集团你也已经不得不承认。统治这个国家是幸运的，统治者犯下很多错，人民却依然相信那只是奸臣所为，并始终对最高权力拥有者抱有耐心和期待。除了随时等着接收禁令的传媒以外，权力真的没有办法监督了么？天真无邪的说，还是有的。于是，我的一些朋友们去竞选人大代表了，在游戏规则里看看能不能把游戏玩的更公平。但区县人民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有着诸多不同，他们可能未尽自己胸怀和的理想而沦于琐事之中，可能被玩弄和利用反而成为了当权者民主幻象的象征，可能身边都是无为者的阻碍而远离自己的本意。
一些朋友也希望我去选人大代表。至于我......除了可能和女党员发生关系以外，我不会和任何的政党发生任何的关系。我如此散漫的性格也不适合参政，那就真的是误事了。无论时代如何的变更，我只是一个文人。我之所以写下很多批评，不是因为我有心从政，只是因为我是一个文人，否则总感觉配不上这两字。我将不依附任何个人或势力，不追随任何政党或权力，无论一切权势看上去多好或者闻上去多臭，我都不会吃上一口。至少现在我这么想。而我的那些热心的朋友们，我想他们未必是要一心参政或者走上仕途，他们只是想督促些什么，我祝他们同流不合污。干就好好干，实在干不下去了，也要带点八卦回来。
您好，李彦宏先生。
上周我和出版社的朋友沈浩波先生去山东的纸厂销毁已经印刷完毕的一百多万册《独唱团》第二期，三百多吨的纸和工业垃圾一起进了化浆炉。几百万的损失对您来说可能是个小数目，但是对一个出版公司来说几乎等于一年白干了，那还得是国内数得上数的大出版公司。这个行业就是这么可怜的，一个一百多人的企业一年的利润还不如在上海炒一套公寓，而且分分钟要背上“黑心书商”的骂名。但是沈浩波一直很高兴，因为他说和百度的谈判终于有眉目了，百度答应派人来商量百度文库的事情，李承鹏，慕容雪村，路金波，彭浩翔，都是文化行业里数一数二的畅销书作家，导演和出版商，大家都很激动，准备了好几个晚上各种资料。 Read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