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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两部“复仇者联盟”，一部来自美国，一部来自台湾。来自美国的自然不用多说------《复仇者联盟》，捧着爆米花进去看，边看边惊叹，看完再对一圈朋友说，你不得不看。但是我重点要说的是另外一部电影，《赛德克.巴莱》。
这是《海角七号》的导演魏德圣的电影，对于大陆的朋友，《赛德克.巴莱》这个名字很难记，我的朋友中就出现了奥德赛巴莱，塞德莱巴克，甚至还涌现了塞巴斯蒂安。对我而言，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彩虹桥》可能更顺口。
我有一个习惯，对于差的电影，我会彻底的剧透之，因为它烂透了，但对于好的电影，我不喜欢诉说情节。《赛德克.巴莱》中,你也许对雾社这个地方非常陌生，没有关系，就像你也许不知道牯岭街，但你只要知道少年杀人事件就够了。看了不少台湾的小清新电影，给我留下的印象的确就是“恩，你想怎样”，到了《艋胛》，变成了“哼，你想怎样”。《赛德克.巴莱》终于把台湾电影变成了“操，你想怎样”。
空客320降落在桃园机场。飞机的降落把我震醒。手机里正好播放到张艾嘉的《戏雪》，这算是一首生僻的歌，陈升写下这样的词——“1948年，我离开我最爱的人，当火车开动的时候，北方正飘着苍茫的雪，如果我知道，这一别就是四十余年，岁月若能从头，我很想说，我不走。”
对于台湾，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侯孝贤和杨德昌的电影里。后来魏德胜和九把刀又加工了一下。我喜欢的作家，梁实秋，林语堂，胡适也都去了台湾，而且他们都和鲁迅吵过架。当大陆穷的时候，台湾有钱，后来大陆有钱了——确切的说，是政府和小部分人有钱了，台湾又有了⋯⋯
战火把同一个民族的人分隔在了海峡的两岸，那些具体到每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已经被时间慢慢抹平。台北的街道的确像优客李林唱的那样，像迷宫一样展开在我的眼前。但是对于异乡人，每个陌生的城市都是迷宫。在酒店住下，诚品书店就在旁边。朋友的眼镜架坏了，于是晚上先陪着朋友去配眼镜。我们坐计程车来到了台大附近，进了一家眼镜店。没有声音酥麻的台妹，老板亲自上阵。朋友看中了一副镜框，但要几天以后才能取。朋友说，那算了，我在台湾只留三天，我要明天就能取的，只能去别的地方看看。这时候，让我诧异的一幕出现了，老板居然从柜台里摸索出了一对隐形眼镜，塞在我朋友手里，说，实在不好意思，没能帮上你的忙，这个送你，先用这个应急吧。连我这般总是把人往好里想的人第一反应也是——我靠，哪有这种好事，这里面是有什么猫腻吧？咱还能走出这家店的店门么？
“公知”这两个字越来越臭，还株连到了“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公知”被污名化应该就是这两年的事情。记得以前，很多杂志还会评选年度公知，我也曾入选过，但不知何时，大家就开始用“公知”两字骂人了，明明两方都是公知，观点之争到一半，一方忽然大喊，你们是公知，另一方就不辩自败了，比“对方开着宝马扬长而去”还要有效。后来大家又聪明了，一上来先全部变成草根，但很快又发现草根和草根之间的争论就像屁民与屁民之间的互掐一样，两败俱伤且无人关心。很快，又冒出来一个词，叫意见领袖，但没过多久，网络上意见领袖又泛滥了，每次公众事件，看着意见领袖自动排成一个连，还不如去看易建联。终于，大杀器出现了，“公民”两字隆重登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平民化变种，这个词又安全又不容易被污名，但最近也有人说，什么公民，也是图“功名”，都是大尾巴狼。于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群体应该叫什么了。
“公知”的臭掉和“公知”自己也有一定的关系，知识分子的确有一堆的臭毛病，有的迂腐，有的圆滑，有的好色，有的没谱，有的投机，有的唠叨，有的粗鲁，有的装逼，有的故作高深，有的哗众取宠，有的拉帮结派，有的爱作姿态，有的人品不端，有的言行不一，有的危言耸听，有的党同伐异。加上公知一直在发言，自身缺点也会被一再放大，所以最终开始惹人厌烦。不过回头想想，各行各业的各色人等不都是这样么，比如你老说演艺圈的男女关系实在太乱了，但回头一看自己的办公室，可能也好不到哪去。故事一定是这样发展的，一开始有公知和意见领袖大声说话，很多人觉得舒服，把自己的心声给说出来。后来大家又觉得，怎么都是车轱辘话来回说。当然，这也不完全怨公知，主要责任在于政府老是车轱辘错来回犯。后来有人突然喊了一嗓子，公知得了名，赚了钱，自己其实也好不到哪去，他原来是在消费政治，消费情绪。臭公知。
我身边就有朋友不喜欢看文人出身的公知在那里批判社会，他觉得表演居多，而且一直在NG，就是永远不关机。相比之下，他更爱看成功的商界人士说话，他关注了李开复王冉潘石屹等人，每天转发，觉得他们几个文笔不输那些文人，而且更了解现实社会中的可行性操作，语气也更舒服。最重要的是人家已经富裕了，无需表演。后来在一个饭桌上，另外一个朋友阴谋论道，不一定，人有了钱就要好名声，我觉得他们动机不纯，是另外一种消费，也是臭公知的另外一种。我那朋友虽然争辩几句，但第二天微博只转了条冷笑话精选，好几天才缓过来。
十年前，我在北京租了一个夏利开，人虽不面，无奈车慢，所以很知趣的开在机场高速慢行道上。车里坐着朋友，我俩当时都是愤青，正激烈批判着腐败和权贵，突然后面一辆奥迪贴近晃灯，并用警报呼哧了一下。我一看旁边车道是空的，也没让，继续自顾自开着。没过十秒，那台奥迪突然满血，全身能闪的地方都闪了起来，随即，我被后车用扩音器劈头盖脸骂了一顿。坐在边上的朋友抢了一把方向盘，说，咱让让吧。奥迪很快从我边上超了过去，骂声一直缭绕了好几百米。我对朋友说，妈的，这帮孙子走路像王八，必须横着走到底，开车像火车，必须一条道开到黑。朋友说，算了，你看人家的牌照，京AG6X打头，这个很厉害，一般来说是给XXX的，还有那些京A8开头的，以后你得看着点，都是给XXX的。作为一个只知道沪A牌照100位以内惹不起的上海司机，我听得云里雾里。最后朋友对着远去只会开直线的奥迪牌火车，恶狠狠撂下一句，操，以后宽裕了，还是得买黑色奥迪。
后来朋友真买了黑色奥迪，却一直没有上牌。我说，这不挂牌照没问题么，朋友说，没事，我有这个。他指了指前窗下的一块铁皮，上面写了两个字，警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又增添了“京安”“人民大会堂XXX”“政协XXX”，一直码到了副驾驶，堵车的时候都能用来打牌比大小了。我非常担心随着牌子的越来越多会挡住他的视线。好在朋友喜欢激烈驾驶，每次一劈弯，那些牌子就因为惯性，全摞成一堆了。于是朋友就得停车重新洗牌。我问他，这在路上开管用么？朋友说，太管用了，你看我，没牌照，但装了警灯警报，有这么多证，更加神秘，警察绝对不敢拦，哪知道你什么来路的。来，我给你违规掉个头看看。
当时我们正开在长安街上。长安街很难调头。记得我初到北京时，有次开车错过了一个路口，一直调头不能，突然看见一个大门，门口还算宽敞，定睛一看，新华门，以为是新华书店系统的，想好歹和自己的职业沾点边，就直接往里扎，打算在门口揉几把，假装自己是出门左拐。。。。。。在差点被击毙之后，我对长安街产生了深深的恐惧。我对朋友说，算了，别试验了。
最近三个月，看世间百态，人情冷暖，失落与收获都颇多。失落在我出生是纯正的上海郊区农村屌丝，无权无势，白手起家，本以为自己是一个很励志的“屌丝的逆袭”的故事，却硬要被说成一个经过多方神秘势力包装的惊天大阴谋；失落在北京有一个几面之交的“名流友人”，莫名编造了一个内幕，四处传播，让我心寒，我愿怀着善意，相信他是无心的吹水；失落在我自己，太过在意，害怕深文周纳，行文变得谨慎。收获在很多谋面和未曾谋面的朋友仗义执言;虽然都被打成利益集团；收获在十几年前的同学为我说话，虽然因为回忆太远往事，细节互相有偏差被打成诈骗团伙；收获在我看到太多人心和各种面目，以后写小说刻画人物会更加精彩。
人的处事风格和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16岁到30岁之间。我写过一些不错的文字，也写了不少烂文章，无论状态起伏，无论风格转变，都是一个人的成长历程，谁人能在十四年的青春里保持纹丝不动。我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主张抵制日货，是个民族主义者，08年的时候开始反对抵制家乐福，我小时候主张打仗收复台湾，现在都不好意思承认自己这么说过，十七八岁时，我居然说，活着的作家中，写文章论排名老子天下第二，现在想起来都脸红，更让我脸红的是当年我心中那个第一居然是李敖。我少年时装酷，追求语出惊人，这些话现在看来，很多都惹人厌恶，甚至还惹我自己厌恶，把各种傻话挖出来，总会击中不同的人。谁没有年少过，你在宿舍里说过的那些蠢话，你在树林里幼稚的表白，现在拿出来可不都得笑死，没有人永远和过去的自己一致，除非你不再成长。
接触过我的人都知道，我面对生人其实腼腆拘谨。这点从小到现在都未改变。也许我把性格里的另一面都发泄到了赛车和写作中。只要不是被踢走，我在一支车队一效力就是五六年，有合作的地方只要没有意外都会一直合作下去，酒店都选熟悉的住，吃饭永远去那两三家，点的也永远是那几个菜。我性格就是这样。也许因为我选择走的道路太不一样，充满未知，所以我很希望在日常生活里没有变故，不再有陌生的事物。我口才不算好，有人把我十几二十岁时的电视采访都挖了出来，挑了回答的差的问题和木讷的地方拼接在一起，以验证我是一个草包。
昨天夜晚，相信很多网友和我一样，拼命刷屏人民网。我估计这是人民网第一次迎接来这么多真正的人民。刷屏的目的只为了三个字，王立军。
宫廷大戏一出，我这样的民间闹剧就相形见绌。在这次闹剧中，由于我猪一样的发挥，深感愧对观众。没有想到王立军出现了，而主人公又去了美国大使馆，这就是美剧了。再次回头看看自己扮演的国产连续剧，真的太小儿科了。
这又让我突然想到了常年在各个县城参加拉力赛发车时的情景。因为我是种子车手，所以都是县里的领导给我发车，但到了第二年，主持人喊着一样的头衔，出现的却是不一样的脸。发车过程结束以后，伴随着主持人的一句“请领导下台”，我注视领导的背影，感慨万千。当然这其中有升迁的有栽的，而重庆具体发生了什么，在这种政治八卦里，我们终究是看不清楚的。大路消息深藏不露，人民网不仁，我就只能顺着小道一路攀爬，拼凑出了个大概。在这个过程里，我代入了王立军同志的内心，得出了一个字，累。
2011年早在几天前就过去了。上学的时候，我特别讨厌写年度总结，因为那时候的一年一年，除了没有什么可以总结的以外，总是觉得没有必要对一个向你强行下达任务的人掏心掏肺。我要记得的总是会记得。后来发现记忆真的不是特别靠谱的事情，所以现在我愿意用文字记录下来。而我很小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备忘录的意思就是把事情都记在一本本子上，然后准备忘记。不过……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在去年，我的赛车成绩还不错，全国锦标赛一共十一场比赛，除了两次赛车故障以外，九次登上了领奖台，并且为上海大众333车队以及涡轮增压赛车获得了第一个全场冠军。今年我也为斯巴鲁中国拉力车队获得了第一个年度车手总冠军。上一次获得全国汽车拉力赛的车手年度总冠军是2009年。加上2007年的全国汽车场地赛车手年度冠军，2008年全国汽车拉力锦标赛1600CC组车手年度第一名，我已经收获了四个年度第一。在此感谢我的车队朋友和技师们。1993年，我第一次在电视里看见港京汽车拉力赛，我当时就立志长大以后要进入国家队开赛车。后来，我长大了，也开赛车了，但国家队没了。1993年，我坐在电视机前的椅子上幻想，18年后，我可以不负11岁的自己，还是挺为自己觉得高兴的。其实我并没有要很励志的告诉大家坚持理想，在1993年到2003年期间，我其实完全忘了当年电视机前的我怎么想来着。一直到后来有了条件才下意识开始尝试练车。可能有的时候死死的坚持可能还在一个合适的时候重拾，无论对理想或者对感情都是这样。当然，这完全因人因事而各异，并不那么通用，纯属个人偶遇。我可不是机场电视传道士。
在2011年，我的好朋友刘曹东去世了。他去世前是在我拉力赛场上最好的对手，他也是中国最好的拉力车手，在2009年我赢了他，2010年输给了他。一转眼，徐浪也离开我三年多了，他更是当时拉力赛场上的王者。我是责怪他们的。因为他们让比赛的胜利少了很多含金量。他们一走，就算如今我又赢，也充满遗憾，好似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和我做其他事一样，也是时无英雄，让竖子成名。既是猴子，又是竖子，我明年是双子座。我特别希望能和东东徐浪一起比一场。当然这话说出来没有什么意义，他们不能复活，我也不愿死去，纯粹表达怀念。
上上篇文章里说，每个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上篇文章里说，民主，法制，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一些还在阐述键盘民主以及进行书房革命的朋友，我这就顾不上了，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了。
首先，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我一直没有将这个写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为这两个词会让你们下意识的觉得害怕和提防。虽然这些自由一直被写在宪法里。事实上，它一直没有被很好的执行。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新闻一直被管制的很严。还有我的拍电影的朋友们，你不能理解他们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样进行文艺工作，触雷就炸死，不触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这些自由是时代的所趋，也是你们曾经的承诺。我知道你们一定对苏共进行过研究，你们认为苏共的失败，很大的程度源于戈尔巴乔夫开放了报禁，并将最高权力依照宪法约定，从党返还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所以这让你们对言论自由和宪政特别的谨慎。但是时代已经不同，现代的资讯传播终于让屏蔽形同虚设。而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同时，中国也没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媒体——很多东西并不是钱可以买来的。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作为交换的条件，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我也希望文化界可以和官方达成共识，各退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
问：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天鹅绒革命就是完美的典范。
回答：我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发生在中国。不谈当时的国际局势，也不说整个捷克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你不能把一场完美的革命常挂在嘴边来反驳也许未来不完美的改革。我理解中国很多文人和学者对天鹅绒革命的感情，他们甚至能够在脑海中将自己代入哈维尔的角色暗自感动。但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而且国民素质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从字面上解释应该什么样子的来逃避中国的现实。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由你来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还都不能被贿选。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选。所以我的观点很简单，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问：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政府有没有给你维稳的回扣啊？
回答：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出了这个结论，我觉得我已经写的很通俗了。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回来，回首起来，可能还来的有点平淡。
最近翻看了很多问题，革命和改革两个词被频频的问起。平时媒体也很喜欢问，但是也只是一问一听，无法见诸报端。写下来无论什么观点，八成也是不保的命。但作为这次冬至回读者问的第一篇，我就先用整个篇幅来回答我关于革命两个字的看法。我综合了读者和一些内外媒的提问，在这里一并作答。
问：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么。
回答：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 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 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 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说一定是的。
问：你为什么不去领导一场起义呢？ Read more
